走了趟珠三角，体会了世界工厂的繁荣，也见证了另一个主题——转型。本想认真的记录一下所见所感，却一直懒得动手。刚巧最近出版的《经济学人》刊登了一篇题为《Where is everybody?》的相关文章，我想写的和文中所介绍的也大体类似，索性译在这里，供感兴趣的读者参考。
中国工业
大家都去哪儿了？
2008年3月13日 | 广州
《经济学人》
华南工业带的制造商们挣扎着
一开始，遍布广东工厂的经理们以为二月初春节假期后缺乏返回工人是因为暴风雪的耽搁，这场大雪灾阻断铁路、电网，让公路无法通行。但现在，雪灾的善后工作已经完成，很明显，那场每年两千万农民工大的规模迁徙已开始消退，而在过去的二十年，迁徙的农民工一直在为华南制造业的蓬勃发展添砖加瓦。
据广东省劳动与社会保障厅估计，节后有11%的农民工没有返粤；有些其它估计甚至高达30%。无论准确的数字是多少，很多工厂已是步履蹒跚。工资早已上涨，现在只会涨得更多，给已经因信贷、原材料、能源、环境保护和医疗保险而增加的企业成本再添一把火。同时，受美国需求减缓和中国的出口退税迫于国际压力而下调的影响，企业收入却在下降。
一场春节后对香港工业总会162名会员就华南情况进行的调查结果并不乐观。据受访者估计，在过去的一年里，广东约7万家工厂中有10-20%关闭，预计在今后的两年中，还有同样数目的工厂关闭。有三分之二的受访者对在华南投资表示谨慎和忧虑；有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计划缩减投资。只有一位受访者表示乐观。
从某种程度上讲，华南的巨变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这些政策迫使重污染低工资的工业关闭或迁移到贫困的内陆地区，到目前为止这些地区一直被中国不断增长的工业财富所遗忘。政府希望在广东留下的缺口由那些生产更复杂更高附加值产品工厂所填补，这些工厂更为清洁，对能源的要求也更低。有迹象表明，这种填补确已出现。
工厂正更多的在中国内陆地区开设，让那些生活在偏远地区的人们得以离家不远就找到工作机会，而不必在外漂泊一整年。这或许可以解释退潮的民工流。与此同时，仅接受精密电子产品和医疗设备工厂的工业区如雨后春笋般在广东、苏州等地涌现。受冲击最大的据说是那些在低成本、低技术领域的工厂，如玩具、塑料、鞋类、服装等。这些很多都是工作条件恶劣的血汗工厂。
那些工资较高，工作条件较好的企业，在吸引员工上似乎并未遇到困难。在东莞，一个即使在广东都算污染严重的地区，耐克（Nike）的运动鞋工厂雇用了约27000名工人，其中有4500名是在过去的一年中返回的老员工，有40%的工人已经在这里工作了至少三年。这里的工人们每月可以挣1400元人民币（约200美元），远高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工人们还可享受到食物补贴和（对7500名生活在工厂内的工人来说）干净宿舍。耐克并不在低端市场上竞争：它在东莞工厂里生产的鞋可以卖到185美元一双。
但耐克公司正逐渐把生产从华南扩大到中国其它地区和东南亚。确实，从中国转移的想法似乎正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咨询公司博思艾伦（Booz Allen Hamilton）为上海美国商会所做的研究显示，超过一半的外资企业认为中国正丧失相对其它低成本亚洲国家的优势，有17%打算撤离。
这种转移会是件好事，因为随着生产转移到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甚至非洲，财富和制造技术也随之扩展和深化。虽然中国曾尽力通过出口实现增长，但它现在正致力于发展国内经济，并拥有了超越仅生产廉价产品的走向繁荣的其他途径。但这些转移也带来了困扰。数十万计的，如果不是上百万的，非技术工人仍然依靠华南的低成本工厂来维持生计。
遍布西方世界锈迹斑斑的制造业工厂已经证明，往更高价值产品的转型可能困难重重。中国政府对重污染行业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是可以理解的，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陈镇仁说，像是制革、印染、涂装、电镀之类，但这种压力也会扰乱更广泛的制造业供应链，包括中国想要发展的行业。商业环境如生态环境一样，也可以很脆弱——一旦失去竞争优势，即使重新获得不是完全不可能，也可能很难再重新获得。
昨天才看到中文媒体上关于林毅夫可能出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消息，今天发现原来英文媒体上前些天就有报道。1月17日的《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就刊登了题为Lin’s Long Swim的消息，对林毅夫的背景和学术观点做了简单的介绍，翻译如下。
林毅夫的长泳
经济学人，2008年1月19日
一位有着不寻常过去的经济学家
三十年前，中国的领导人把世界银行称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今天，中国是从世界银行贷款最多的国家之一，而且从去年12月开始成为一个小额的捐赠国。
中国可能很快就会为世行的学者队伍作一个大贡献。按照世行内部的传言，它的新首席经济学家将会是一个中国人。林毅夫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主任。这位经济学家曾两度获得中国的最高经济荣誉——孙冶方经济学奖，他还曾在经济领域里的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发表文章。但这辉煌的成就下却隐藏着一段看似不可能的历史。林毅夫并非出生在中国大陆，他生长在台湾，是在陆军服役时叛逃到的大陆。
在北京大学仍沁浸着马克思主义时，林毅夫在那儿获得政治经济学硕士，之后从市场理论居主导的芝加哥大学，他又获得了经济学博士。这样，林毅夫的知识组合得到了绝佳的“对冲”。这将令他在新的岗位上受益。林毅夫当年投奔的这片土地鼓舞了很多穷国，特别是非洲国家。那里的决策者认为中国走向繁荣的道路，挑战和质疑了华盛顿所推崇的单一模式。
林毅夫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学生。但正如他的过去，林毅夫的学识，同样跨越了意识形态的沟壑。他认为在资本稀缺而劳动力富余的国家，政府藐视比较优势法则发展重工业，是错误的政策。他像芝加哥学派那样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消除阻碍实现自由、开放、竞争市场的所有可能障碍”。
但林毅夫认为，政府还有一项任务。随着经济发展，政府应该鼓励企业进入更加尖端的行业。政府应采取这种激励政策有很多理由，其中一项是，企业可能不知道哪些行业可行，哪些行业不可行。所以政府应补贴为后来者探路的行业先锋企业。
华盛顿的金融机构曾因它们教条的处方而声名狼藉。现在它们更喜欢渐进式改革和折中的建议。这是林毅夫能随之长泳的潮流。
这是我到北京的第一百三十六天，离开峡佛头也是一百三十六天。我还记着爹娘的话，“待在庄里只能穷窝憋一辈子，想富要趁早远走高飞。”
现在睡上铺那人打呼噜太厉害。夏北革要还在，绝不会打呼噜打成这德行，可惜他了，手让机器夹了，这辈子怕是都没法干活儿了。
他应该到家了，手伤成那样还能干活儿吗？送他到医院，大夫也没办法——夏北革没钱。医院里的人说，没医保必须给现钱。医保？听说城里人有。我从来没弄过，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有。
管事儿的进来了，“统统起来！”他嚷嚷着。过了半个钟头，我坐在大车上了，往城南要开差不多二十分钟。刚到北京的那会儿，我就看不够高楼——北京的楼真高啊。现在我看够了，只想赶快回家。离年下还剩六十七天，爹娘过年会宰只鹅吧，已经好久没吃鹅了。
工地到了。下车的时候，我特恶心老板们看我们那德行，眼神儿里全是看不起。那帮人怕是觉得，我这样的“人”和他们不一样。因为我没他们人模狗样的西装？没他们那样的小卧车？我在街上吃晌午饭，上大学的姑娘走过去，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在庄上，也算是个人物。在这儿，我要是冲城里的姑娘笑笑，她们决不会给我好脸色。
这楼的骨架子已经搭起来了，应该十二月前就能完工。该吃晌午饭了，没家里好吃，好歹能填饱肚子。
下午，大瓷滩的老陈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仨月里已经俩了，他仨礼拜前才来。老陈确实有点儿笨手笨脚，不过很会说笑话，听他晚上逗笑话是我们白日里的盼头。他在大瓷滩有老婆、孩子。以后谁管他们呢？火化场来了辆车把老陈拉走，管事儿的同意我们给他送送行。和他关系好的几个不作声地掉眼泪，剩下的都没声儿地站在那儿，难受的盯着地。
工头催我们回去干活儿。
离晚饭还有四个钟头，很快就会有人替老陈。这楼必须赶快完工，其它楼还等着盖呢。明天，谁知道明天啥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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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篇文章，不知各位作何感受。我如果告诉各位，这篇文章的原作者并非中国人，各位又作何感受呢？
本文原题Tomorrow is Another Day，也是全文的最后一句，我想了很久也不知如何翻译才恰当，其中，渗透着对生活的无奈，可似乎还隐藏着一丝丝的希望。最后，我把此句译成了现在这样的问句，题目译成了《明天》，希望没有误读原作者的意思。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原文。
本文作者Clemens，是一个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欧洲人，本人翻译经其授权。
虽然喜欢自己的专业，但很少写关于专业的文章，看到曼昆的博客最近讨论了左派经济学人和右派经济学人在政策观点上的差异，于是给自己对号入座地写一篇。当然这里左、右的划分应该是美国的标准，曼昆主要提到以下几点：
- 右派认为税收会带来大量无谓的损失，所以，总担心政府在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增长。左派认为供给和需求的弹性较小，所以相较而言对税收扭曲效应的关注要少些。
- 右派认为外部性只会偶然让市场失效，并需要政府介入，这种情况只是少见的例外，一般而言市场总能达至有效的资源分配。左派认为外部性的存在要普遍的多。
- 右派认为竞争是经济的普遍特征，市场支配能力在力量大小和持续长短上往往受到限制。左派认为大企业具有巨大的垄断力量，并应该受到反垄断政策的检查。
- 右派认为人民很大程度上是理性的，能在他们所面对的条件限定下尽他们所能。左派认为人民会犯系统性错误，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护人民使其免于错误。
- 右派认为政府作为分配资源的机制是非常低效的，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在最差的情况下，则受到猖獗的腐败的侵扰。左派认为政府是可以平衡市场巨大力量的主要机构。
- 最后一个区分右派和左派的议题，曼昆认为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关于收入分配。基于市场的收入分配是公平还是不公？如果不公，政府该做什么？曼昆这篇文章里没有深入讨论，留待以后解决。
我的观点如下：
- 税收会带来损失吗？会，我希望政府减税。
- 外部性普遍吗？外部性存在，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可以独立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 垄断普遍吗？垄断存在，如果垄断阻碍创新和竞争，政府应该干涉。
- 人民理性吗？人民会犯错，但他们应该自己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无需政府过多干涉。
- 政府的效率如何？任何政府的效率和市场相比都是底下的。
- 基于市场的收入分配公平吗？政府该做什么？大体公平。政府应设立最低保障线，保障基本生活需求。
综合而言，我的观点似乎有些偏右。其实也不算意外，毕业前和毕业一年后在Political Compass上面做同样的测试，结果也是思想略微有些向右倾。在下面的图上，点1是毕业前的测试，点2是毕业一年后的测试。纵轴上几乎没有变化，依
然是略偏向自由主义，横轴却从中左变成了中右。或许是为现实所迫吧，现实中的政策似乎总是偏左的，看到这些政策的种种问题，自己的思想就向右转了。
最近，《商业周刊》上刊登了国际投资银行家罗伯特.劳伦斯.库恩的一篇文章，介绍关于中国在2035年情况的预测，读起来挺有意思。一方面，这位库恩先生是前两年大卖的江Core传记作者，另一方面，文章介绍的是中国自己的机构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对中国经济的预测，文章中还不时插入该所所长汪同三对预测的个人评价。
想想2035年，自己已经五十多岁了，到时候一定不能忘了把这篇文章翻出来，看看预测的准不准。
挑几条感兴趣的简单译在这里，全文可以在文后所附的链接里去读。
- 人口：从2005年的13.1亿增长到2035年的14.9亿。
- GDP：从2007年的预计2.8万亿美元增长至2035年的6.7万亿美元。2030-2035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2-5%。
- 人均GDP：从2005年的人均1867美元增长至人均4500美元
- 服务型经济：2005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约40%，预计2030-2035年服务业占GDP比重将上升至48-49%，汪所长个人认为甚至可以达到55-60%
- 收入分配：目前，基尼系数约为0.46，预计在今后的三十年，收入不平等的状况将会缓解。（不过汪所长对此不乐观。）
- 贸易顺差：中国贸易顺差占GDP的比例将下降
- 世界级企业：将有另外30-40家企业预计在2030-2035年成长为世界500强，最可能出现在电信、石化、电力、银行、汽车、电子、电脑等行业。目前以收入计，世界五百强里共有22家中国企业。
- 汽车：2006年，中国有730万辆汽车，估计到2035年将达到5340万辆。
- 手机：2006年，中国有4.8亿部手机，2035年，估计有5.42亿部。
- 互联网用户：2006年，中国有1.37亿网民，估计到2035年，网民数量将达到2.23亿。
- 经济改革：2030年，中国的经济改革将基本完成。主要问题将是在社会不同的阶层之间调整利益分配。
- 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预计通过加强研发、较低的人力成本和巨大的规模效益，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将取得国际竞争力。
- 金融改革：到2030年，一个现代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将得到建立。然而，由于银行存在大量坏账，估计金融改革进展将比较缓慢。
- 科技水平：由于“严重的系统性缺陷”，中国的科技水平将受的阻碍。主要将存在两个问题，智力匮乏和缺乏知识产权保护。
- 电信：如果现在阻碍自由竞争的障碍到2030年被清除，电信业将成为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的因素。
- 社会改革：广泛建立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体系将成为社会改革最重要的方面。但庞大的老龄人口将给社会保障系统带来高昂的维系成本。
- 教育：中国将放松对教育市场的限制，将在公立和私立教育间推行公平竞争。
- 独生子女制度：中国的独生子女制度将逐渐被废止。
全文详见：Business Week: What Will China Look Like in 2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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