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里接触了不少老师，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
老师
大学里接触了不少老师，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人大有很多优秀的老师，我多少也总能从老师身上学到些什么，即使我不喜欢他们。人大有不少“明星老师”，媒体曝光率很高，也有幸接触了一些，虽然大都是很优秀的老师，但说不清缘由，我总不大喜欢这类
媒体的宠儿，倒未必课讲得不好——这些老师往往都有很强的表达能力——也许是他们总让我联想到《哈利波特与密室》里的洛哈特吧。
人大这几年，很多老师给我上过课，不少是某领域中优秀的学者，这该算是幸运吧。一座名校类似专业实验班的朋友就曾告诉我，他们很少能得到教授上课的机会，多是博士生给他们上课。相较而言，我们能听到副教授、教授，甚至还有博导的课程，算是幸运吧。虽然博导上课未必就好，有时我甚至会喜欢讲师上的课，至少说明学校对学生还算重视，这也是人大让我很满意的一点。不过很多时候，责任心远比名气重要，我也遇到过任课老师玩儿失踪，随便找个研究生来上课的事情。人大不少老师都有海外的经历，相较而言，老师可能有开阔的视野，但未必能反映在讲课上。有些老师动辄把课上成了他的“海外游记”，一位曾在美国某常春藤名校做访问学者的“名师”曾在课堂上拿纽约地铁车票上的“metro”说事儿，说印这个词儿在车票上是地铁当局采取的一个特别措施，而底下有电子词典的同学却早已查了出来，这个词儿的意思就是“地铁”……
一般印象里，人大与政治密不可分，“第二党校”也是人大一顶著名的帽子，上大学前我对人大也大抵是这个印象，高中的一位老师把人大归入“政治类”高校，说它是政治类高校的翘楚。这话应该不算错，不知多少高校设马克思主义学院，有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的专业，更何况人大的这些专业中设置的早且排名领先。人大里也能轻易体会到政治氛围，“部长论坛”这样的讲座，邀一系列部长级的高官来主讲，在其它学校怕是不易看到的。两会期间还有“人大代表人大行”，请人大代表来校园讲演，不乏省长、省委书记一类的人物。一些学院甚至请了退休的高官来做院长。
人大的老师在政治上却和我想象的不同，并不是人大没有保守的老师，而是各种各样思想、看法的老师都能在人大遇到。思想政治课有两位老师给我的印象较深刻。一位教《邓小平理论》，对很多现实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他上课那学期赶上SARS，班里只剩下了八个同学，这位老师依然毫无怨言的给我们上课——他的腿脚是不大方便的。学期结束，考试方式他采用考察阅读，先要我们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苏共亡党十年记》两本书中选一本，考试时由他提书中的问题，考察同学读书过程中对现实的思考是他的重点。另一位老师讲《毛泽东思想概论》，让我记住他的是他的一次作业，内容是要我们写一下在抗日战争国共两党贡献的比较。几年后的抗战胜利六十周年，这个问题在媒体上掀起很大争论，之前这次作业让我得以对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鼓励学生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的判断，而非简单的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并强制你背下来，这是我从这些老师身上受益最多的地方。
在人大，相关课程的老师有时会秉持不同的观点，这给了我们自己做出判断的机会。学宏观经济学时，老师是自由贸易主义者，而专业经济学的老师则主张对某些产业加以保护。两位老师分别从各自的角度讲述这个问题，让我们也得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认识，并自己作出判断。不仅是任课老师，校园里的各种讲座，也总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比较有趣的一次是在某论坛上，两位据说在总理面前互相拍桌子的经济学家参加，前面一位刚讲完担心中国经济过热，后面一位就举出一大堆证据连番质疑中国经济过热。这种碰撞一直是我所喜欢的，虽然似乎不大“和谐”。
人大亦不乏坚守传统的老师，一位老教授曾气愤的写信指责央视某电视剧未能坚守“马克思主义史观”。
写人大的老师，“兼职”是绕不过去的话题。在我的印象里，人大老师在校外“兼职”是不少见的。兼职的老师分很多类，能与考试搭上边儿的老师，比如教政治理论课、英语、高数的老师，兼职多是去各种辅导班授课。研究领域与商业、管理沾边儿的，大都有自己业务，如帮企业做咨询，开公司、事务所等。一些知名度较高的老师，除了上面提到的，还可以通过出席校外的各种活动获得出场费，甚至可以受邀在公司里担任职务。
有些老师兼职极其成功，让人觉得在人大教书才是真正的副业。开奔驰的老师在校内已不算新闻，税务局也把某些老师列入了纳税重点，学生中甚至传言说某些老师的资产已经上亿。如果学校的政策允许，老师对教学工作尽心尽职，加上大环境本就如此，或许老师兼职真的无可厚非，可我看来，有些兼职却已突破了道德底线——主讲考试辅导班的某些老师以“押题准”而著称，而这些老师又偏偏与考试命题组有种种关系；某些老师一边为政府的法规出谋划策，另一边却又承揽法规监管企业的各种项目，有没有利益代言恐怕只有自己才说得清楚……2004年，广西高考历史发生泄题事件，据说一位人大老师牵扯其中，不知事件后续如何，希望水落石出的结果是他守住了底线。
大约老师们也在谈论学生吧，同学们是很喜欢评判老师的，时不时私下里拿老师开玩笑。当然，绝大多数情况下，即使老师的讲课风格不让人喜欢，同学们也不会有什么“造次之举”。不过这四年中，同学们还真的“造次”了一次，联名上书更换了一位老师。其实这位老师学术水平未必低，还是海归，只是表达方式上难以让同学接受。要命的是，坚持一学期后，新课表里我们发现下学期竟然还有两门课要由他上。濒临崩溃的同学爆发了，全班同学联合上书换掉了这位老师。据说这位老师很生气，唉，我们确实对事不对人，如果伤害到了他也只能表示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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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训回来不久，就是人大65周年的校庆。那时，世纪馆刚刚落成，西区改造也才完成，校园面貌据说焕然一新。
校庆
军训回来不久，就是人大65周年的校庆。那时，世纪馆刚刚落成，西区改造也才完成，校园面貌据说焕然一新。师兄曾羡慕我们赶上了好时候，说原来人大是“东门进失望，西门进绝望”。学校对校庆很重视，学生会的工作重心也离不开它，作为“干事”的我们便也就牵扯了进来。
当时大学流行办校庆，场面越搞越大，安排大同小异，如广泛邀请知名校友出席之类。倘若请到了领导人，场面上更是上了不止一个档次。媒体宣传也颇下功夫，如果可以上《人民日报》、《新闻联播》，那更是无尚的荣耀。
人大的校庆也照此俗套。首先翻校史，找“庆”的由头。如“中国人民大学”是1950年出现的，2000年就搞庆祝“命名组建”50周年的大会，但不是校庆，因为人大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1937年的陕北公学，65周年也是按此算出。
有了领导人来，校庆就“提升了高度”。人大2000年请来了委员长，65周年来了江Core，不过大概是时间安排不开，4月28日就提前降临，到校庆大会正式举行时，来的还是委员长。今年70年庆，五四则来了总理。
领导来是大事儿，要安排好。师兄们曾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江core临幸中区食的盛景——学生干部和党员们早早等在那里，食物异常丰盛，价签全部重写……至今还记得师兄说起鸡腿儿一块钱一个时幸福的样子。65年庆委员长来的时候，我们早早被安排在世纪馆北门路两侧夹道欢迎，师兄们则有幸进入会场聆听委员长的教诲。后来师兄说委员长致辞的时候把65周年说成了50周年，让人大平白年轻了十几岁。可这并不重要，只要人大已经被临幸过，在媒体上的高度就不会低，而媒体上领导人的信息从来无比正确。当晚《新闻联播》就有相当的篇幅介绍人大65年庆。老妈还特地打电话来说人大上了《新闻联播》。
相较而言，校友返校活动略显低调。自己第一次穿上西服，在教学楼里教室临时改的接待室里接待本系的各级校友——大都是八零年代初的学生，偶尔也会有几位颤颤巍巍的老人家。或许是因为文革停办了十年吧，校友年龄的断层似乎比较明显。这些至少大我二十几级的师兄师姐们亲切和蔼的问我学校的现状，感慨岁月催人老。我则暗暗想自己的将来，二十几年后，是不是也会是师兄、师姐的样子。
世纪馆下室内跑道改的校史馆65年庆时刚刚开放，我也借此机会去认真了解了一下学校官方版的校史。校园里还流行一本书，叫《我崇仰，我批判》，也仔细的读过。大一赶上校庆，总算是让我对学校的历史和传统有了个初步的认识。不过大学，总还是需要时间去慢慢品味的。
人大70年庆，换个角度从外部看的我，感觉这次似乎“低调”了不少，却未必出自本意。校方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减，组织方式也和上次类似，媒体的宣传力度却明显不及上次。在万事“和谐”的背景下，依然用“戴三块表”的方式办校庆，恐怕不能算是“奋进在时代前列”吧。也好，如能借此机会少关注些官僚，多注意些学术，也算人大的幸事吧。
2012年人大75岁，又该是一小庆，不知届时人大能有怎样的不同，还会不会继续用老方法办校庆。反正我要是在重要媒体上看到了人大校庆的消息，是不希望前面跟一条“领导人XXX访问人大”的。
军训回来，透着对大学的新鲜与兴奋，我投入了在人大的真正的生活。现在想起，不由感叹刚入校时自己的天真可爱，却又怅然所失，因为那样的自己已一去不复返了。
社团
军训回来，透着对大学的新鲜与兴奋，我投入了在人大的真正生活。现在想起，不由感叹刚入校时自己的天真可爱，却又怅然所失，因为那样的自己已一去不复返了。
军训结束正赶国庆，七天假期为刚来北京的我提供了绝佳的游玩机会，自豪的穿着入校发的“院服”穿梭在北京的大街小巷。
长假过去，社团招新拉开了大幕，一时间校内大草坪旁摆满了各式展板，各色团体拉开架势招纳新人。中学里一门心思只读圣贤书的我哪儿见过这架势，一路走过来手里便积攒了厚厚的一沓传单，团体也是登记加入了不少。那些小班主任和曾来看望过我们的师兄、师姐操持的团体自然得到我们格外的青睐，很快，“干事”的帽子就戴了n顶。每天晚上，各社团的“例会”也就成了例行公事。
学生社团大约可分官办和民办两类，官办的，如校、院各级学生会，各级青年志愿者协会，勤工助学中心等；民办的则花样繁杂、种类众多，琴棋书画学术娱乐无所不有。社团的组织形式大约分为三级，社长/副社长级，统筹全社工作，部长/副部长级，负责社中某部门的工作；干事级，顾名思义，就是干事儿的。一般来说，大一新生入社都是干事，若坚持下去，大二一般可升为部长，表现出色大三就可更进一步成为社长，到了大四，基本就该退休准备毕业了。
刚入社团，我的积极性很高，各种例会都按时参加，每当社团相关部门的部长召唤，也必然勇往直前。但久而久之，却未免无聊，可能自己骨子里就是“自由主义”（或者说散漫惯了），又或者总是有些“喜新厌旧”，对社团的新鲜劲儿过了，再加上各社团的所谓“活儿”大抵不外贴海报、发传单之类，高级些的是在“风载我歌行”之类的活动里跑跑龙套。总之渐渐就把社团都退了。当然，倘要是真坚持下来了，或许也可以做个小头目吧。社团里的师兄、师姐对我们都非常好，若是工作后的老板也可以像他们，那便真可谓天堂了。
还在社团那会儿，一位师兄带我们去清华校园贴海报，走了一圈儿却没有发现像人大那样的海报栏，于是就在清华主楼旁那条南北向的路边儿，一股脑儿贴在了树上，后来在教学楼里发现海报栏，也happy的每个都不放过。结果却被刚巧经过的清华某团或学生会领导发现，教育了我们一通，说在清华，海报是绝对不能随便贴的，别说树上绝对禁止，就连教学楼的的海报栏也是包干到院系。结果，在他的监督下又一张一张的揭了下来。事情不大，现在想起来却非常有趣。后来一年生日，清华一位朋友请我去看大学篮球联赛决赛，人大对清华，前三节人大落后二十分，最后一节奇迹般的以一分获胜。我在清华的人群中，挥舞着人大的标志嘶声力竭，算是报仇了吧。
大一当了一阵子班领导，原因却是自己开学就带了一部手机，联系方便，于是便有了个“临时”的头衔，后来居然经全班投票转正了，自己都有些惊讶。后来想想，可能是因为那时候谁都不认识谁吧。当班领导感觉和混社团差别不大，院里打交道的都是学生会那批人，不外乎对院里的事情上传下达。在学院看来，大一新生可能也相对好管，各种充场面的事情都来找我们，像是学术讲座听众不足之类。所以便能看见这样的情景，台上海外名校名师就前沿问题讲得口沫横飞，下面听众桌子上铺着的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业。
大一下学期陆陆续续就把社团都退了，班领导也辞了。原因很简单——考试成绩垫底儿。虽然没有挂科，但给我的打击也是不小的。长期以高考大省考生自诩、心存傲气，且一直沉浸在高考成功中的我冷静了下来，也该冷静下来了！
题记：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一个如此恋旧的人，也从来不知道自己会对人大如此的留恋，却又讲不出来自己究竟在留恋什么。是一去不返的黄金年华？是呆头愣脑的少年轻狂？还是品园下那排银杏？东门内那块儿石头？南门外的成都小吃？又或者仅仅是那分青涩？
毕业时发生了太多事，以至于自己都不晓得自己是什么状态，一条“兄弟姐妹们，保重，请记住，北京我曾来过”的短信出现在手机屏幕上，泪水终于止不住的浸湿了眼眶，四年来的一幕幕场景如电影般在眼前飞快的闪过。最后，当自己一个人坐在几乎恢复成四年前样子的寝室，当别离的时刻终于来临的时候，我知道，我的人大，那个我所经历，我所生活的人大，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刚刚迈入人大校门的时候，觉得她和我的想像完全不同。总觉得人大会有那种上面带着拱的铁校门，拱上写着四个红彤彤的大字——“人民大学”
入学
刚刚迈入人大校门的时候，觉得她和我的想像完全不同。总觉得人大会有那种上面带着拱的铁校门——类似清华的二校门，不过没那么古朴——拱上写着四个红彤彤的大字——“人民大学”，校园内的建筑也应多是“苏式”，总之，就是越革命越是人大。进来后发现，似乎只有老教一楼还符合我的想像，地上还依稀可见文革时的标语，“打倒刘少奇”之类。周杰伦那时已开始流行，后来我一直觉得那楼更像是一座“威廉古堡”，“回”字形楼的内墙上爬满了藤蔓植物。
东门那块儿著名的石头是人大的地标，每个迈入人大东门的人，第一眼看到的都是它，它是人大校内知名度最高的石头了，后来我无数次约人见面都在那里。石头上“实事求是”几个大字格外显眼——据说北京除了人大只有中央党校才有个类似的东西。石头上几个字据说是邓小平手书，看起来有点儿像“足球是寶”。大约托了石头的福，人大和足球总还有点儿缘分，中国的国际裁判陆俊据说就曾住校内，人大附中的校队也不差，可惜我赶上了他们被北理工招了去，痛心疾首了四年。石头早先下面有个座儿，入校的路也就在石头座前劈了叉儿，一条向左，一条向右。于是就有人编段子，说在进了人大门儿，要么“左”，要么“右”，倘若硬要往前走，坚持“实事求是”，就要撞得头破血流。而“实事求是”则高高在上，从不脚踏实地。也不知是否因为这种说法，总之后来石头挪下座儿，接了地气，而沿着石头向前，也修了一条直路。
正式报道前一个星期我就到了北京，住在人大旁边，晚饭后在校园里瞎遛达。那时两眼儿一抹黑，走一路问一路，免不了抱怨连个路标都没有。后来在混的时间长了，自己也面善，很多人开始找我问路，于是继续抱怨学校没有路标，直到毕业路标也没安上。当时还琢磨，没有也好，以后等我发达了捐一个树门口，要带地图那种。最近发现没等我捐，带地图的标牌已经悄然立进去了。当时费好大劲儿找学院所在地，以为大学像高中一样各班有固定的教室。找到了那时在资料楼（人文楼）的学院办公室之后，还兴高采烈的留影，以为四年的大部分时光要在那儿度过。可惜除了大一时荣任班领导和在学生会混时经常跑跑学院，其它时候是很少来。
入校时先到教二前的大草坪签名，还去院里交了一堆材料，然后入住宿舍。那时校园里正修路，学八（品园2）楼下铺道牙和花坛，泥泞不堪。各种工程整整伴随我四年，直到毕业仍有工程在建，校园倒是越来越漂亮了。寝室有六个人，来自天南海北，年龄上我排第五。记得大家都是头一次离家，下铺那厮在家人走后居然流泪。顿时让我颇为感慨，对他印象亦大大加分，觉得他重感情。谁知此人旋即掏出香烟，笑呵呵的开抽，其印象旋即一落千丈，亦开始了和他的长期斗争。
最开始见到校方代表是小班主任和班主任，小班主任是年长我们一级的师兄和师姐，班主任也比我们大不了多少，是刚本科毕业工作保研的师兄。开学后才见着本系的一些老师，来给我们大概介绍一下系里的情况。小班主任说其中一位老师在校外讲一小时要挣好几千，不免乍舌。
“大一时不知道自己不知道；大二时知道自己不知道；大三时不知道自己知道；大四时知道自己知道”。有人这么总结大学四年，在我看来，至少大一是不错的。那会儿，自己带了部手机来，阴差阳错就成了领导干部，再加上来自高考大省，总有些傲气的，看不起来自经济发达地区而录取分数线很低的同学。大家则普遍心高气傲，多数人不怎么“满意”考上了人大，总自觉不自觉的强调分数线“超过北大/清华XX分”。一些人心理失衡，种子恐怕早从入学就埋下了。
开学后先是英语分级考试，很荣幸的分到最初级班，然后是军事理论课，接着就是军训。军训那会儿主要话题还是绕不开高考分数，特别愿意强调自己是从哪儿考来的，仿佛这样自己就能高人一等。后来接触多了，发现不少发达地区的孩子的确是“素质教育”培养出来的，很多方面的能力很让人佩服。到考研时就更发现高考大省的孩子也未必能占优势了。
军训时算是受了些苦，军训结束时大家却很感伤，不少人掉了泪，不知是当真舍不得军营还是暗自庆幸胜利大逃亡。不少人留下了军训指导员的通讯地址，信誓旦旦说要写信联系，包括我，可一回北京，就把写信这档子忘到九宵云外了，以至于现在已死活记不清教官名字。不过说老实话，自由惯了的我对军营生活是打心眼儿里不喜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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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旧友聊天。“我在写小说”，朋友淡然地说，怀念着自己的学生时光，寄托着自己的喜怒哀乐，“写了九万多字了，大概三分之一”。“是要出书吗？”我问。“不是，是因为还有余情吧，趁未了时写出来而已。”是啊，于我，大学那段日子也是余情未了吧，日子久了，心中怕是空有余情，人和事会渐渐忘却了吧。猛然间想起，自己的这篇旧文已搁了许久，迟迟未能写完，自觉有些遗憾。也是该翻出来重新收拾一下了。
这篇文章已经写了一年多，却一直没有写完。大学是人生的黄金时期，在这段时期里，人大带给我的是一种纠葛的复杂感情，总觉得文字很难把这种复杂的情感清晰的表现在纸上。毕业一年多来，自己的心境不断的变化，觉得自己陡然间老了很多，也愈发的怀念起那四年的时光。
刚入大学赶上了人大六十五周年校庆，转眼庆祝的就是七十年了，索性把这篇文章修改重贴在这里，寥表纪念。那段日子酸甜苦辣、五味杂陈，我只是记述自己心中所感，就算是对得起东门那块“实事求是”的石头吧。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榆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
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再别康桥》，徐志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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