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年了，有更多时间和老人们待在一起，也就有机会听他们讲过去的事儿，只言片语，记录在这儿，也算是那代人记忆中的历史。
一
和父亲一起看电视剧《闯关东》，父亲突然讲起祖父旧时经商的轶事。祖父经营杂货铺，货品有碗盘之类的瓷器，进货时有些碎碗破盘，祖父都以近乎白捡的价格买下，一直留着。后来冯玉祥的军队进驻家乡，这些碎碗破盘被军队买下，祖父小赚一笔。祖父卖棉花，无论市价高低，祖父总是卖到进账收入可以刚好进新一批棉花为止，把卖余的棉花存起，后来棉花价涨，祖父将所存棉花全部售出，又是获利不少。
二
偶尔和母亲聊起她的中学，母亲说她中学语文老师在文革中被批斗的很惨。不是因为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是因为每次改作业他都批“X月X日”，那个“日”字写得潦草被人说像“反”，就以想造反题“反”字为罪名被批斗。
三
和一位伯父聊到文革，伯父讲起那时上大学的他所经历的武斗，两派大学生拿着真刀真枪互相屠戮，甚至还从驻军搞来装甲车在城市里互相开炮，和他同级的某系男生死掉了一半儿。
四
伯父大学时和几个要好的朋友聊起对希特勒的个人崇拜，伯父提了句“对毛主席的崇拜是不是也……”，吓得这几个人再也没敢搭茬，一直到文革结束，伯父一直担心那句话被人举报。
今天的新闻上说世界银行行长佐立克提名中国经济学家林毅夫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提名还有待最终批准。说老实话，我略有些吃惊。虽说自己好歹是经济背景，但对林毅夫的学术观点并不熟悉，因此也无法对任命本身做评价，不过之前担任过这一职位的包括Lawrence Summers（哈佛大学前校长），Joseph Stiglitz（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林毅夫能获此提名，无疑是对他学识的肯定。这里想闲话两句的，是林毅夫的一段传奇往事。
林毅夫，据说原来叫林正义，台湾人，先后就读于台湾大学和政治大学。大学毕业后，林毅夫在国军中服役。1979年，林毅夫在驻守金门期间抱着一个篮球(2008年3月8日更新，据《北京晚报》报道，林毅夫夫人陈云英在参加两会时澄清，“没有人能抱着篮球游过台湾海峡，不信你抱抱看！”)游过海峡抵达厦门。来到大陆后，林毅夫到北大读书，后来，又在美国经济学重镇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林毅夫回国后，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主任。
林毅夫“游”抵大陆后，长期被国军视为“叛逃”，自然也就一直无缘再踏上台湾的土地，不然恐怕会受到“军法处置”。2002年，林毅夫台湾的老父亲过世，林毅夫申请回台探望，在台湾掀起了一场波澜，最终也无法成行。
历史的因缘际会总是很有趣，两岸的万千纠葛更是难以理清，倘若林毅夫的提名获得批准，将成为首位出任此职的华人，回过头来看这段往事，不得不让人感叹世事难料。若是他当年没有游过海峡，谁知又会怎样呢？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屠杀这个词，或许是通过小姑娘安妮的日记吧。问师长为什么会有屠杀，得到的答案大抵是因为“敌人”残忍，或者说因为他们坏。可为什么他们坏呢？因为他们是敌人，是日本鬼子，是德国纳粹。
大一些后，缠着问家里的老人，要他们讲小时候的事儿，年纪最大的姑母说她小时候在县城里玩儿，日本兵发糖给她吃。“鬼子不杀人吗？”我问。“杀啊，”姑母平静地答，“听说一个庄的人被赶到山沟里都杀绝了。”
再后来读书，知道了长平之战四十万赵军被秦人坑杀，知道了楚怀王客死秦国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想不通的却是为什么被屠戮的赵人没有“亡秦必赵”。
长大了，有机会漫步瘦西湖旁，看水乡的姑娘轻巧地摇橹，听她们婉转的歌声。不是烟花三月，琼花早已凋谢，古城却依然秀丽。美丽的地方，却有血腥的话题——“扬州十日”。这个名字我从高中课文《梅花岭记》里知道，我记住了清军的屠杀，记住了史可法。
最近看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关于清命运的一场预测，当时赵烈文认为清亡不出五十年，因为清初“诛戮太重”。偶然和同事聊到民族，同事提到他是满族正黄旗，我问他为何是汉姓。“中山先生讲‘驱逐鞑虏’，我家祖上吓得赶紧改了姓啊”。同事半开玩笑地回答。
在杂志里读到一封信，讲文革中某处的杀戮，让我心惊肉跳的却不仅是惨剧本身，还有文中流露出的那种怨气，时间并未冲淡那些人心中的苦痛，而这是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难以切身体会的。
和两位欧洲朋友讨论奥地利法院判定否认大屠杀言论违法。“这分明就是侵犯言论自由嘛！”我争辩着。略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两位朋友都倾向于支持判决。我不甘心，“即使言论本身不对，也不能由机构来判断言论的是非，因为很难阻止它对这种权力的滥用！”“我理解你的意思，但在大屠杀问题上，欧洲的是非已然很分明。”一位朋友这么回答我。
最近其中一位朋友打电话来，和我讨论他课程的作业，关于文革。“为什么中国没有针对文革的大规模审判？”他问我。“我们审批了四人帮。”我说。“可是没有毛”，他问，“就算有毛，难道仅有他们，那些惨剧就都能发生了？那些成百上千的加害者呢？”我的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突然意识到至少部分的自己不希望这些人受到审判，虽然有部分的自己告诉我，他们理应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价。
最后我告诉他，或许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审判，一场彻底的宽恕，审判这些罪过，同时宽恕别人，也宽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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