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当这个国家处在历史关口的时候，一场会议改变了中国前进的方向。今天，我们纪念这场会议，纪念由这场会议而发的改革。我们庆幸当年选择了这条道路，我们称赞当年引领中国走上这条道路的领袖，我们陶醉于这条道路所带给我们的物质财富，我们期待着中国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在纪念改革的时候，我们应该深思，我们为什么成功，我们究竟该拿什么纪念带给我们成功的改革？

三十年的改革的成功，我毫不怀疑。以我和我这一代人成长的亲身经历而言，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经历的是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我们眼看着家中添置越来越多的电器，搬入越来越大的房子，生活越来越舒适。父母亲那代人，乐于不厌其烦的讲述他们年少时生活的艰辛，希望我们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是的，虽然改革伤害了诸如下岗职工、失地农民等的利益，但三十年改革的成功，在于她让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受益，而没有让太多人遭受损失，我们大都是获益者。

这种大多数人受益的改革使得像“不争论”、“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不争论使改革措施得以迅速推行，当改革政策推行一段时间，产生了多数人受益的效果，原本对改革持不同意见的人自然心悦诚服，而大多数人受益的情况下，稳定也自然是大多数人乐见的结果。

但这种多数人受益的改革是建立在中国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文革十年浩劫，中国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发展生产的政策可以立竿见影的产生不错的效果，可以在影响很少人的基础上让整个社会的产出大大提升。但这种发展生产以让多数人受益的改革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因为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达到现有资源和生产力水平较充分利用的情况时，社会中任何一部分群体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都可能造成其他人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生产”口号本身可能都会成为社会一部分人以他人代价谋取自身利益的借口，改革已经远不止是“发展生产力”这么简单。

当中国的改革来到了这一阶段后，单纯强调“不争论”是不可行的，因为一些打着“发展经济”旗号的措施可能正损害越来越多的人的利益，特别是当社会的少部分人对政策的制定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的时候。对于利益受损的人来说，强调“不争论”是在为损害他们利益的人代言，倘若动用强力“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压制争论，或许可以换来表面的稳定，但是当矛盾积蓄到一定程度，社会遇到重大冲击时（比如金融风暴），可能导致矛盾总爆发，带来最终的不稳定。

在改革的这一阶段，所需要的恰恰是充分的“争论”。因为只有在争论中，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才能被充分倾听，意见才能的到充分表达，最终的政策才可能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特别是在各阶层利益冲突的时候，公开的理性争论有助于双方理解对方难处，有助于达成社会共识，化解社会矛盾，最终达到稳定的目的，倘若话语权控制在某一方手中，则另一方在自身利益严重受损又无申诉途径的情况下，很可能诉诸极端，损害稳定。而现阶段所需要的，则是这么一个正式的公开“争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社会各阶层人士应该都可以无顾虑的发言，他们的各种意见都应该被认真的倾听。

改革三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现在已经到了改革“改革”本身的时候。“深化改革”是纪念改革的最好方式，把改革领域从经济拓展到社会乃至行政领域，是现时的需要，也是中国提升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三十年后，我们可以纪念另一场对改革本身成功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