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点依然是两岸关系。
Part 1
Part 2
Part 3
Monthly Archive for 2007年12月
关于两岸关系的部分挺有意思，分享一下。
Part 1
Part 2
Part 3
这是我到北京的第一百三十六天，离开峡佛头也是一百三十六天。我还记着爹娘的话，“待在庄里只能穷窝憋一辈子，想富要趁早远走高飞。”
现在睡上铺那人打呼噜太厉害。夏北革要还在，绝不会打呼噜打成这德行，可惜他了，手让机器夹了，这辈子怕是都没法干活儿了。
他应该到家了，手伤成那样还能干活儿吗？送他到医院，大夫也没办法——夏北革没钱。医院里的人说，没医保必须给现钱。医保？听说城里人有。我从来没弄过，也不知道以后能不能有。
管事儿的进来了，“统统起来！”他嚷嚷着。过了半个钟头，我坐在大车上了，往城南要开差不多二十分钟。刚到北京的那会儿，我就看不够高楼——北京的楼真高啊。现在我看够了，只想赶快回家。离年下还剩六十七天，爹娘过年会宰只鹅吧，已经好久没吃鹅了。
工地到了。下车的时候，我特恶心老板们看我们那德行，眼神儿里全是看不起。那帮人怕是觉得，我这样的“人”和他们不一样。因为我没他们人模狗样的西装？没他们那样的小卧车？我在街上吃晌午饭，上大学的姑娘走过去，看都不看我一眼。我在庄上，也算是个人物。在这儿，我要是冲城里的姑娘笑笑，她们决不会给我好脸色。
这楼的骨架子已经搭起来了，应该十二月前就能完工。该吃晌午饭了，没家里好吃，好歹能填饱肚子。
下午，大瓷滩的老陈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仨月里已经俩了，他仨礼拜前才来。老陈确实有点儿笨手笨脚，不过很会说笑话，听他晚上逗笑话是我们白日里的盼头。他在大瓷滩有老婆、孩子。以后谁管他们呢？火化场来了辆车把老陈拉走，管事儿的同意我们给他送送行。和他关系好的几个不作声地掉眼泪，剩下的都没声儿地站在那儿，难受的盯着地。
工头催我们回去干活儿。
离晚饭还有四个钟头，很快就会有人替老陈。这楼必须赶快完工，其它楼还等着盖呢。明天，谁知道明天啥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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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篇文章，不知各位作何感受。我如果告诉各位，这篇文章的原作者并非中国人，各位又作何感受呢？
本文原题Tomorrow is Another Day，也是全文的最后一句，我想了很久也不知如何翻译才恰当，其中，渗透着对生活的无奈，可似乎还隐藏着一丝丝的希望。最后，我把此句译成了现在这样的问句，题目译成了《明天》，希望没有误读原作者的意思。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原文。
本文作者Clemens，是一个热爱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欧洲人，本人翻译经其授权。
虽然喜欢自己的专业，但很少写关于专业的文章，看到曼昆的博客最近讨论了左派经济学人和右派经济学人在政策观点上的差异，于是给自己对号入座地写一篇。当然这里左、右的划分应该是美国的标准，曼昆主要提到以下几点：
- 右派认为税收会带来大量无谓的损失，所以，总担心政府在经济中所占份额的增长。左派认为供给和需求的弹性较小，所以相较而言对税收扭曲效应的关注要少些。
- 右派认为外部性只会偶然让市场失效，并需要政府介入，这种情况只是少见的例外，一般而言市场总能达至有效的资源分配。左派认为外部性的存在要普遍的多。
- 右派认为竞争是经济的普遍特征，市场支配能力在力量大小和持续长短上往往受到限制。左派认为大企业具有巨大的垄断力量，并应该受到反垄断政策的检查。
- 右派认为人民很大程度上是理性的，能在他们所面对的条件限定下尽他们所能。左派认为人民会犯系统性错误，认为政府的职责是保护人民使其免于错误。
- 右派认为政府作为分配资源的机制是非常低效的，在最好的情况下，政府会受到特殊利益集团政治的影响，在最差的情况下，则受到猖獗的腐败的侵扰。左派认为政府是可以平衡市场巨大力量的主要机构。
- 最后一个区分右派和左派的议题，曼昆认为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是关于收入分配。基于市场的收入分配是公平还是不公？如果不公，政府该做什么？曼昆这篇文章里没有深入讨论，留待以后解决。
我的观点如下：
- 税收会带来损失吗？会，我希望政府减税。
- 外部性普遍吗？外部性存在，但绝大多数情况下市场可以独立解决好自己的问题。
- 垄断普遍吗？垄断存在，如果垄断阻碍创新和竞争，政府应该干涉。
- 人民理性吗？人民会犯错，但他们应该自己为自己的错误买单，无需政府过多干涉。
- 政府的效率如何？任何政府的效率和市场相比都是底下的。
- 基于市场的收入分配公平吗？政府该做什么？大体公平。政府应设立最低保障线，保障基本生活需求。
综合而言，我的观点似乎有些偏右。其实也不算意外，毕业前和毕业一年后在Political Compass上面做同样的测试，结果也是思想略微有些向右倾。在下面的图上，点1是毕业前的测试，点2是毕业一年后的测试。纵轴上几乎没有变化，依
然是略偏向自由主义，横轴却从中左变成了中右。或许是为现实所迫吧，现实中的政策似乎总是偏左的，看到这些政策的种种问题，自己的思想就向右转了。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屠杀这个词，或许是通过小姑娘安妮的日记吧。问师长为什么会有屠杀，得到的答案大抵是因为“敌人”残忍，或者说因为他们坏。可为什么他们坏呢？因为他们是敌人，是日本鬼子，是德国纳粹。
大一些后，缠着问家里的老人，要他们讲小时候的事儿，年纪最大的姑母说她小时候在县城里玩儿，日本兵发糖给她吃。“鬼子不杀人吗？”我问。“杀啊，”姑母平静地答，“听说一个庄的人被赶到山沟里都杀绝了。”
再后来读书，知道了长平之战四十万赵军被秦人坑杀，知道了楚怀王客死秦国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说法，想不通的却是为什么被屠戮的赵人没有“亡秦必赵”。
长大了，有机会漫步瘦西湖旁，看水乡的姑娘轻巧地摇橹，听她们婉转的歌声。不是烟花三月，琼花早已凋谢，古城却依然秀丽。美丽的地方，却有血腥的话题——“扬州十日”。这个名字我从高中课文《梅花岭记》里知道，我记住了清军的屠杀，记住了史可法。
最近看到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关于清命运的一场预测，当时赵烈文认为清亡不出五十年，因为清初“诛戮太重”。偶然和同事聊到民族，同事提到他是满族正黄旗，我问他为何是汉姓。“中山先生讲‘驱逐鞑虏’，我家祖上吓得赶紧改了姓啊”。同事半开玩笑地回答。
在杂志里读到一封信，讲文革中某处的杀戮，让我心惊肉跳的却不仅是惨剧本身，还有文中流露出的那种怨气，时间并未冲淡那些人心中的苦痛，而这是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我难以切身体会的。
和两位欧洲朋友讨论奥地利法院判定否认大屠杀言论违法。“这分明就是侵犯言论自由嘛！”我争辩着。略有些出乎我意料的，是两位朋友都倾向于支持判决。我不甘心，“即使言论本身不对，也不能由机构来判断言论的是非，因为很难阻止它对这种权力的滥用！”“我理解你的意思，但在大屠杀问题上，欧洲的是非已然很分明。”一位朋友这么回答我。
最近其中一位朋友打电话来，和我讨论他课程的作业，关于文革。“为什么中国没有针对文革的大规模审判？”他问我。“我们审批了四人帮。”我说。“可是没有毛”，他问，“就算有毛，难道仅有他们，那些惨剧就都能发生了？那些成百上千的加害者呢？”我的心里突然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突然意识到至少部分的自己不希望这些人受到审判，虽然有部分的自己告诉我，他们理应为自己的罪过付出代价。
最后我告诉他，或许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彻底的审判，一场彻底的宽恕，审判这些罪过，同时宽恕别人，也宽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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