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当这个国家处在历史关口的时候，一场会议改变了中国前进的方向。今天，我们纪念这场会议，纪念由这场会议而发的改革。我们庆幸当年选择了这条道路，我们称赞当年引领中国走上这条道路的领袖，我们陶醉于这条道路所带给我们的物质财富，我们期待着中国走向更美好的明天。在纪念改革的时候，我们应该深思，我们为什么成功，我们究竟该拿什么纪念带给我们成功的改革？
三十年的改革的成功，我毫不怀疑。以我和我这一代人成长的亲身经历而言，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经历的是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我们眼看着家中添置越来越多的电器，搬入越来越大的房子，生活越来越舒适。父母亲那代人，乐于不厌其烦的讲述他们年少时生活的艰辛，希望我们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是的，虽然改革伤害了诸如下岗职工、失地农民等的利益，但三十年改革的成功，在于她让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受益，而没有让太多人遭受损失，我们大都是获益者。
这种大多数人受益的改革使得像“不争论”、“稳定压倒一切”的政策得以顺利推行。不争论使改革措施得以迅速推行，当改革政策推行一段时间，产生了多数人受益的效果，原本对改革持不同意见的人自然心悦诚服，而大多数人受益的情况下，稳定也自然是大多数人乐见的结果。
但这种多数人受益的改革是建立在中国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文革十年浩劫，中国的生产力遭到很大破坏，发展生产的政策可以立竿见影的产生不错的效果，可以在影响很少人的基础上让整个社会的产出大大提升。但这种发展生产以让多数人受益的改革是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的，因为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达到现有资源和生产力水平较充分利用的情况时，社会中任何一部分群体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都可能造成其他人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发展生产”口号本身可能都会成为社会一部分人以他人代价谋取自身利益的借口，改革已经远不止是“发展生产力”这么简单。
当中国的改革来到了这一阶段后，单纯强调“不争论”是不可行的，因为一些打着“发展经济”旗号的措施可能正损害越来越多的人的利益，特别是当社会的少部分人对政策的制定有超乎寻常的影响力的时候。对于利益受损的人来说，强调“不争论”是在为损害他们利益的人代言，倘若动用强力“以稳定压倒一切”为由压制争论，或许可以换来表面的稳定，但是当矛盾积蓄到一定程度，社会遇到重大冲击时（比如金融风暴），可能导致矛盾总爆发，带来最终的不稳定。
在改革的这一阶段，所需要的恰恰是充分的“争论”。因为只有在争论中，社会各个阶层的声音才能被充分倾听，意见才能的到充分表达，最终的政策才可能反映社会各个阶层的意见。特别是在各阶层利益冲突的时候，公开的理性争论有助于双方理解对方难处，有助于达成社会共识，化解社会矛盾，最终达到稳定的目的，倘若话语权控制在某一方手中，则另一方在自身利益严重受损又无申诉途径的情况下，很可能诉诸极端，损害稳定。而现阶段所需要的，则是这么一个正式的公开“争论”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社会各阶层人士应该都可以无顾虑的发言，他们的各种意见都应该被认真的倾听。
改革三十年，我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现在已经到了改革“改革”本身的时候。“深化改革”是纪念改革的最好方式，把改革领域从经济拓展到社会乃至行政领域，是现时的需要，也是中国提升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三十年后，我们可以纪念另一场对改革本身成功的改革！
最近两岸最热门的话题是大陆海协会副会长张铭清在台南孔庙被打。不少台湾媒体对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批评声一片，泛蓝自然指责民进党下作，民进党不少人则一派正气凛然的样子，把事情上升为“敌我”，说是痛打敌人。这种论调听起来耳熟吗？
反右也好，文革也好，包括现在台湾的党争，甚至某些人的所谓“爱国”“反日”，“扣帽子”这招，中国人（包括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台湾人）可谓是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管事情怎样，只要给你扣上一顶“帽子”，你就在道德上破产了，你就落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人人得而诛之。这顶帽子，反右时是“右派”，文革时是“反革命”，“爱国”“反日”时是“汉奸”，现时到了台湾某些人那里，就是“不爱台湾”，是“中国人”，“外省人”。只要被扣上这顶帽子，任何道理就都讲不通了。甭管你做的事情多么正确，目的多么善良，你总别有用心，你总是该被痛打的对象，七十岁的老人与三五岁的孩童，一概划入敌营。
在这些人看来，只要自己占据这种道德的制高点，只要给你扣上帽子，自己所作的其它违背道德，甚至违法的事儿就都有了伟大的动机，也就都变成对的。所以，只要你是“右派”、“反革命”、“汉奸”、“外省人”，我就可以不管道德法律的批斗你。老人怎么了，照样打你！谁让你是“中国人”！活该！
很多国家运行良好的制度，为什么到了华人社会就变了味道，其中缘由怕是只能从我们身上自己找，为什么立法院里大打出手的立法委员还能当选？为什么在大马路上不分青红皂白就砸日本车的人能得到叫好？我们应该好好反思。
制度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倘若以制度的名义滥用制度而遮掩了目的，或许我们真的应该另寻途径来达成目的。欧美民主究竟能否融于中华文化？答案只能我们自己来寻找。倘若相信能，得自己证明。
几年前，读毕《野火集》的时候，我曾经向很多人推荐，因为我觉得，二十年前的台湾，和现时的大陆是如此相似。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是《野火集》中的名篇，在奶粉事件的背景下推荐各位一读，品品其中滋味。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龙应台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1800万的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莆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子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子，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的对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诩，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来一年了，我瞪大眼睛，发觉包德莆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都在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蟑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鸡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曝了光，那才真招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国家里，人是有权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可是你为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起来，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把整笼整笼的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汤，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20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的味道。走进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的毒素——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背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健康。一百位交大学生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站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有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退让，你忍耐，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大破烂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团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说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品。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大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的话，明天——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真的觉得无话可说。我不愿意翻译，那些喜欢指责外国人别用用心的人自己看吧！！！
New Zealand Prime Minister Ms Helen Clark said New Zealand ‘blew the whistle’ on the continued sale of the milk powder after the local Chinese authorities refused to act.
Ms Clark said she first learned about the problem on Sept 5. Three days later, she ordered officials to inform authorities in Beijing, bypassing the local government.
‘As you can imagine, when the New Zealand government blew the whistle in Beijing, a very heavy hand then descended on the local authorities,’ she said.
据说小平说过，“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其中滋味，各位自己品吧！
北京奥运会注定是空前绝后的。在这场空前绝后的盛会开始之前，就开始讨论她所留下的遗产似乎过早。但奥运仅仅持续十几天，奥运给这座城市、这个国家所留下的影响，却将是深远的，这才是奥运最重要的遗产。
英国人说北京奥运会难以超越。此言不虚，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一个充满历史悲情的国家，奥运对中国来说远不止一届运动会那么简单，她承载了历史、荣誉和希望。这种承载，使得数不清的资源被中国人投入到奥运中来，使奥运得到了中国人的普遍支持，再加上中国特殊的政治经济环境，北京奥运会所得到的关注、支持与投入是前所未有，也将是很难被超越的。中国之后，期待奥运的国家中，没有国家能像中国这样对奥运寄托了如此复杂的情愫，也没有国家能像中国这样，调动如此多的资源投入奥运。北京奥运将是空前绝后的。
这场空前绝后的盛会会留下什么呢？最直观的是那些公共设施，从鸟巢、水立方，到地铁十号线，从国家大剧院、CCTV新大楼到首都机场T3航站楼……这些设施的使命将远远延续到奥运之后，融入人们的生活。变化的还有或许还有习惯，地铁和公共汽车上给老人让座的人多了，大马路上随地吐痰的人和“膀儿爷”少了，或许北京真的变得更“文明”了。而这种潜移默化的文明也会融入生活，成为新的习惯吧。
那些因奥运而突显，不因奥运就出现，或是因奥运而暂时消失的挑战也会留下，却似乎和奥运成功与否没有多大关系。西藏和达尔富尔问题不会因为奥运结束就自然解决，四川的灾民也不会因为奥运就重得家园，回避奥运的访民奥运后又将重新徘徊在信访接待处的门口，中国经济也未必会因为奥运拉动就重反上升轨迹。对这些问题，奥运好像只是碰巧发生在2008，解决它们绝非办好奥运这么简单。
和一位混迹于“798”，操流利普通话的法国人聊起奥运，我问她对北京奥运的看法。这位流连在北京城红墙绿瓦间十多年的“老外”印象最深的是奥运让北京变得越来越开放，“十年前很少有中国人讲外语，现在北京的年轻人似乎都可以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当然，讲中文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了。”她还发现，奥运前北京正吸引越来越多外国艺术展览，中国的艺术家也越来越国际化。她觉得这都说明，奥运让北京变得越来越开放。
奥运前的北京并不算平静，难免有些人愿意利用奥运机会来宣传自己的主张。奥运时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新华社一篇《贵客•稀客•“刺”客》，承认我们对待奥运期间的闹事者“刺”客经验不足之余，呼吁对待这种问题，保持一种大国平常心的气度与胸怀，提出“如何招呼好那些刁钻、刻薄的‘刺’客，更是对中国人智慧、气度和胸襟的一次考验。”这篇文章让我第一次意识到，奥运正在心态上带给这个国家怎样的变化，而倘若心态变了，一些看似棘手的问题或许本身并不难解决。
据说鸟巢的设计是开放式的，没有专门的入口，观众入场时，就从支撑鸟巢的钢架间穿过直接进入看台。为了安保，现在鸟巢都被铁丝网围着，要到奥运后才对公众开放。或许若干年后，参观鸟巢的人将会发现，2008年北京奥运为中国留下的，是他们眼前最开放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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